谁编造了“二十世纪最大谎言”

日本大阪“日本舆论会等右翼团体于2000年1月23日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召开题为“南京大屠杀——20世纪最大谎言的彻底检证的大型集会，明目张胆地宣扬其“南京大屠杀虚构论”。日本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严重违反了日本政府在《旧金山对日和约》中明确表示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的宗旨，严重违背了日本政府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深刻反省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战争责任的原则，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动摇了多年积累起来的中日两国间的信赖关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正义人士的强烈义愤。

日本右翼势力在此时召开这样的会议，有其近因和远因。近因是为了同去年12月在东京召开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赔偿国际市民研讨会”和在大阪召开的“把追究战争责任和总结历史作为目标的99国际市民研讨会”唱对台戏。远因是其战后掩盖和否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继续和发展。编造了种种谎言，炮制了“南京大屠杀虚构论。

“南京大屠杀虚构论”的代表人物、原拓殖大学讲师田中正明称：“即使发生了搜捕和处死潜伏便衣队，或在指挥失控状态下处理俘虏等问题，也不能说成是所谓有组织有计划的屠杀事件，而应该判定为因战斗行为造成的牺牲，尤其几乎不存在集体屠杀中国平民和妇孺之类的事情。”（田中正明：《南京事件的总结》，日本谦光社1987年版）

日本右翼势力企图用“失控杀害说”来否定南京大屠杀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屠杀事件”，但是近年来日、中、美、德等国披露的档案资料，尤其是日本军方文件、日军官兵的《阵中日记》和日本战犯供词（中国军事法庭审判的1000多名日军战俘的笔供和口供），充分证明日军于攻陷南京前后大量屠杀中国军俘虏和平民完全是有蓄谋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

日军战地最高指挥官——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早在攻陷南京之前就策划了将南京的中国军民包围并屠杀的罪恶计划。第六师团二十三联队第四中队第三分队分队长中野忠之寿笔供：“1937年12月11日以后，于江苏省下关及长江上。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方针：决定在南京城内及其周围，将中国抗日军军人及抗日爱国人民从东南西北加以包围，逐次压缩包围圈，以实行一人不剩的大屠杀。”（中野忠之寿笔供，藏中央档案馆）

这一“屠杀令”在各级部队中得到贯彻。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在1937年12月13日，即日军攻陷南京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到处都是俘虏，数量之大难以处理。因采取大体不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然而对于1000人、5000人、10000人之众，解除全部武装都很困难。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个中队长处理了约1300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俘虏约有七八千人。此外还有人不断地前来投降。处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一个大壕沟，但很难找到。预定将其分成一二百人的小队，领到适当的地方加以处理。”（《南京攻略战·中岛第十六师团长〈日记〉》，载日本《历史和人物——秘史·太平洋战争》1984年版）

日军第六师团在南京城外下关掳获中国难民十二三万，请示如何处理，松井石根指令：混淆的军人都应予以“纪律肃正！所谓“纪律肃正，实则是日军屠杀的代名词。这松井石根再次下达“屠杀令。第二天，松井石根的副官角良晴看到“从下关下游50米开始，沿江约2公里尸体塞得满满的，我想有十二三万”。他后来订正说：至少“不下数万。（［日］洞富雄：《南京大屠杀之证明》，日本朝日新闻社1986年版）

在东京高等法院对东史郎诉讼案二审期间，将见证南京大屠杀的原日军士兵东史郎诬告上法庭的桥本光治一伙，向法庭书面提出了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实的种种“说法。针对东史郎《阵中日记》所记“将7000名战俘平均每个中队分二三百人加以屠杀”之事，桥本光治一伙声称：“屠杀7000名俘虏之事是不存在的，这些战俘明明17日晚被收容在南京城内”，“10000人左右的战俘，17日晚收容在南京城内的监狱中，之后一半人被送至上海，剩下的一半被编入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军”。（桥本光治方面1997年11月13日交付的《准备书》、1998年5月12日交付的《准备书》）然而，桥本光治一伙对于将10000名俘虏的一半送至上海的理由、方法以及在上海的处置，均提不出任何证据。汪精卫傀儡政权是侵华日军直到1940年3月才扶植起来的，桥本光治一伙声称日军将10000名俘虏的另一半“编入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军”，那就需要将这样大量的俘虏羁押两年零三个月，有关监管的地点、部队和具体情节，桥本光治一伙也提不出任何证据。显然，桥本光治一伙在编造“俘虏释放说”的谎言，同时蓄意缩小俘虏数字，无非是右翼分子妄图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故伎重演。

当年侵华日军攻陷南京以后，即蓄意缩小俘虏数字，以掩盖其大规模屠杀俘虏的罪行。1937年12月18日日军最高司令部──华中方面军公布的综合战报称“俘虏仅有数千”。（［日］洞富雄：《定本〈南京大屠杀〉》，日本德间书店1982年版）而原华中方面军参谋中山宁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松井石根开脱南京大屠杀罪责的宣誓供词中则更露骨声称：“听说在南京俘虏约有5000名，这些俘虏没有被屠杀，据两军的报告，妥善的释放到了长江对岸。”（《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速记录》214号）但是，许多日本随军记者拍摄的照片却充分证明中国俘虏和数量以及日军对待中国俘虏的惨无人道的手段。

田中正明声称：“幕府山的俘虏在山田少将采取将他们驱逐到长江流域中州地区的措施时，发动了叛乱，这些人因此被击毙，这也算不上屠杀。”（［日］历史研究委员会编：《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日本辗转社1995年版）

田中正明说的俘虏叛乱而被击毙，指的就是前面提到的日军两角部队抓到的14777名俘虏，该部队隶属山田相二为旅团长的一О三旅团，又称山田支队。山田支队的其他部队也抓到了大量俘虏，加上两角部队的俘虏，总数达到20000名。这20000名俘虏并不是因叛乱而被击毙，而是在长江边被集体屠杀。在小野贤二、藤原彰、本多胜一编的《把南京大屠杀记录下来的皇军士兵们──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士兵的〈阵中日记〉》（日本大月书店1996年版）一书中，收录了该部队19名官兵的《阵中日记》，都明确记录了这起12月16、17两日在长江边的有预谋有组织的大屠杀以及18、19两日将尸体抛入江中的过程。例如，远藤高明《阵中日记》12月16日记载“傍晚接到军的命令，将三分之一的俘虏带到江边，由一大队予以枪杀。”近藤荣四郎《出征日志》12月16日记载：“终于决定今天将二万俘虏的三分之一约七千人在扬子江畔枪杀。我们去护卫，终于全部处置完毕，残余未死者以刺刀刺杀。”目黑福治《阵中日记》12月17日记载：“午后五时，派我去执行任务，枪杀敌兵约一万三千名，两天内山田支队枪杀了近二万人。各部队的俘虏似已全部枪杀。”宫本省吾《阵中日记》12月18日记载：“昨天发生了那样的事，天快亮才就寝……午后去收拾敌尸体，天黑也未干完。12月19日记载：“早上很早就去继续干昨天收拾尸体的事，一直到午后四点。”这些来自凶手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无可辩驳地证明，俘虏根本没有发生叛乱，而是被日军集体屠杀了。

“南京大屠杀虚构论代表人物、评论家板仓由明推定：中国军民总共死亡50000人，其中由于日军不法行为而致死的只有1200人。（［日］板仓由明：《“南京大屠杀数字的研究》，日本《全貌》杂志1984、1985年连载）另一代表人物亩本正巳则推断：只有3000至6000人被害。（［日］亩本正巳：《南京战史》，日本《偕行》杂志1984、1985年连载）其目的是以一个极小的屠杀数字，来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史实。

前面驳斥“失控杀害说”时列举的第十六师团“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个中队长处理了约1300人”以及将七八千俘虏“分成一二百人的小队，领到适当的地方加以处理”的证据，驳斥“叛乱击毙说时列举的山田支队屠杀20000名俘虏的证据，都足以戳穿这个谎言。日军其他部队也执行了“屠杀令”，成百上千地屠杀俘虏和平民。

此外，最大的屠杀发生在长江下关码头。12月12日下午，中国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仓促下令撤退，守城士兵和城内居民、难民争相涌向下关码头。这时，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三十八联队攻到下关地区，向江边密集的待渡人群开枪开炮，予以大量杀伤。该联队第二大队炮手东口义一“根据分队长的命令，对被包围在下关2公里范围内的密集中国人民，以800至900米的距离，进行扫射炮击。”（东口义一笔供，藏中央挡案馆）日军第二碇泊场少佐太田寿男少佐和安达少佐各率400名士兵，于12月14至18日在下关地区总共处理了约100000具尸体，同时其他部队处理了约50000万具，“上述尸体种类为，被捕的抗日军估计约30000，其他为居民，有男女老少”（太田寿男笔供，藏中央档案馆）。可见屠杀规模之大。

桥本光治一伙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说许多女性、儿童、老人被害是南京之战的特点，完全与事实相悖。”（桥本光治方面1997年11月13日交付的《准备书》）下面仅列举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的一段自白，足可证明其纯属谎言。

东口义一在笔供中写道：“1937年12月14至16日，在南京城中盘踞时，小队长市川中尉集合下士官召开会议，为了在会后的会餐会上将中国妇女作为小队的慰安妇，对村田军曹做了指示。为此，村田军曹指挥10名士兵侵入宿舍附近的中国民房，谎称让妇女洗衣服，抓了10名妇女，投入宿舍地下室，在刀枪监视下，强制地由小队全员60人进行了轮奸。我第二分队炮手上等兵对25岁和30岁左右的中国妇女进行了两次轮奸。宿舍变动时，把她们留在那里而离开了。”（东口义一笔供，藏中央挡案馆）

来自南京大屠杀的中国幸存者的血泪控诉，则证明攻入南京的日军士兵完全是一群披着军装的野兽。现住南京的夏淑琴老人回忆说：“1937年，我才7岁，住中华东门，全家有祖父母、父母和5个孩子共9口人。12月13日午前，日本兵闯入我家，当即将开门的父亲枪杀了，接着杀死了几个邻居。母亲和小妹妹、邻居家的阿姨及其男孩、女孩共5人藏在桌子底下，日本兵发现后，将妹妹杀死，将母亲强奸后刺杀了，邻居阿姨强烈反抗，连同她的儿女一块被杀害。日本兵又找到后屋，祖父母和我以及两个姐姐、一个妹妹藏在那里。祖父在门口被杀死。日本兵要强奸姐姐，祖母拼命阻拦，也被杀死。大姐姐才15岁，被按在桌子上强奸了，二姐姐只有13岁，也被强奸了。两个姐姐都被杀死。我害怕极了，藏在床下面，日本兵用刺刀扎我，至今还留着伤疤。”（中央档案馆等：《南京大屠杀图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随后，当时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马吉和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许传音赶到现场，马吉用摄影机拍下了尸横遍地的镜头。（中央档案馆等录制的纪实文献录像片《南京大屠杀实证》，中国电影学院音像出版社1995年版）

桥本光治一伙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日本兵不可能放火妨碍露营，因为放火会失去露营地，绝大多数放火是中国人自己干的，进入南京后日本兵无放火行为。”“为了栽赃日本军，中国军在撤退时故意放火、掠夺、强奸和杀害市民。”（桥本光治方面1997年11月13日交付的《准备书》）下面仅列举当时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的见证，就足以证明其纯属谎言。

南京国际安全区副总干事、美籍牧师费奇在其《自传》中留下了当年的记录：“12月19日，整天混乱，发生了多起大火，都是由日本兵故意点燃的。许多房屋在一天之中被侵犯5至10次，人们受到抢劫，妇女遭到强奸，许多人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被杀害。安全区某处有清洁工7人，其中6人被杀，1人负伤潜逃回来，告诉我们经过情况。史密斯和我再次拜会日本大使，呈递一份已被证实的安全区内55件日军暴力事件，并告诉日本大使田中和总领事富古伊，今天是最为严重的一天。我们得到保证，他们将尽‘最大努力’，使事态‘不久’得以好转。这一切都很明显，他们对军部毫无影响力，而军部对士兵也毫不控制。”（［美］费奇：《我在中国八十年》）

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12月19日的《阵中日志》中写道：“午后带幕僚数人登上清凉山及北极阁，观望南京城内外的形势。”（［日］田中正明：《松井石根大将的阵中日志》，日本芙蓉书房1985年版）田中正明编的《松井石根大将的阵中日志》，配有一幅松井石根于12月19日在清凉山上用望远镜视察南京城内情景的照片。这就说明，南京城内发生的杀、烧、淫、掠等暴行，都在松井石根的控制之中，都是日军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

田中正明在讲演中声称：“由于松井大将的严令，安全区内没有一起火灾，也没有枪击和爆炸，在此居住的20万市民全都平安无事。”（［日］历史研究委员会编：《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日本辗转社1995年版）

这里，先引用田中正明在同一讲演中的另一段话，就可以戳穿他自己的这一谎言。田中正明说：“从12月13日至翌年2月9日的58天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15个人每天都写日记，每天都向日本领事馆告发日军的罪行……日军共犯下如下罪行：杀人49起，伤害44起，强奸361起，将人强行带走390起，掠夺及其他170起。”日军置国际惯例于不顾，闯入安全区如此杀人、强奸、抢劫，将人强行带走，那里的市民还能“平安无事”吗？下面再看看日军“将人强行带走390起”中的一起的后果。12月14日，第二十联队第一大队第四中队奉命去南京国际安全区搜捕“败残兵”和“便衣兵”。该中队的上等兵U·I（本人不愿意暴露真实姓名）在《阵中日记》中写道：“这次抓捕了500名左右的‘败残兵’，押解到城墙附近的山麓，集中在一起。一个中队的兵力不能一下子杀掉这么多人，现从第一机关枪中队借调两挺重机关枪，加上本中队的六挺轻机关枪和全部的步枪，一齐射击，将‘败残兵’全部杀死。（［日］下里正树：《被隐瞒的联队史──二十联队下级士兵所看到的南京事件真相》，日本青木书店1987年版）该中队士兵增田六助也参加了这次安全区内的搜捕和屠杀行动，他于1987年7月6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指证这次暴行。（日本《每日新闻》1987年7月7日报道）

“南京大屠杀虚构论”代表人物铃木明1972年在日本《诸君》月刊发表《南京大屠杀的虚妄性》一文，接着连续发表采访报道，声称当年随军记者关于日军侵攻南京期间两个军官进行“百人斩比赛是虚假报道，甚至南京大屠杀也是不存在的。同时山本七平也在《诸君》发表连载文章《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不仅说“百人斩比赛是虚假报道，而且公然宣称“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

“百人斩比赛是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的战地报道。据《东京日日新闻》11月30日、12月6日和13日连续报道：第十六师团第九联队的野田毅少尉和向井敏明少尉约定进行“百人斩比赛，先杀100人者为胜。从无锡开始，到南京郊外紫金山时，野田毅杀了105人，向井敏明杀了106人，无法判断是谁先杀了第100个人。于是俩人约定以杀150人为新目标，继续比赛。

这一报道是否虚假，下面看看当事人的自白。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野田毅回国探望母校鹿儿岛县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对小学生说：“报上说的乡土出身的勇士，或进行砍杀百人比赛的勇士，那是指我干的事。实际上，我在突击过程中遇到白刃战时，只杀了四五个人……占领敌人的战壕以后，向中国兵们喊：‘你，来！来！’于是中国兵一个个跑过来。让他们并排站着，从排头开始，挨个斩杀。说是砍杀百人，实际上差不多是这个数字。”（《百人斩杀比赛》，载日本《中国》1971年12月号）可见这两个日本军官确实进行了“百人斩比赛”，不过斩杀的绝大多数是中国军俘虏，而不是在交战过程中的中国军战士。

“南京大屠杀虚构论代表人物、众议员石原慎太郎称：“南京当时的人口不到20万，为什么被害人数达到30万？（［日］石原慎太郎：《排除对历史的篡改，“南京大屠杀”是一场虚构》，载日本《诸君》1994年7月号）

关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屠杀人数，战后中国和国际法庭早有定论。石原慎太郎无法正面否认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30多万俘虏和平民的史实，于是在南京当时人口数字上大做文章。那么就让我们来考察当时南京究竟有多少人口。

据南京市政府1936年4月统计，南京城乡人口总数为1019148口。（见1936年5月南京市政府致内政部咨文，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日本南京商社编《南京人口概况》也记载：1936年南京人口共计1006968口。

上海沦陷以后，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机关、学校、企业等纷纷西迁，大量市民也随之迁徙，南京人口从100余万减少到50多万。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1937年10月28日从东京发给驻中国北平森岛参事官的电报称：“南京市内公务员和军人眷属均已避难，人口剧减。据警察厅调查，现有人口53万余，都是各机关公务员、财产无法转移者和当地商民等需要在南京坚持到底的人。”（中央档案馆等：《南京大屠杀图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1月23日，南京市政府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公函：“查本市现有人口约50余万。（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此外，从上海、芜湖、镇江等方面逃来的难民和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兵估计有10多万人；中国守卫南京的军队约14万人。从11月23日至12月13日南京沦陷的20天，还会有一小部分南京市民、外地难民和伤兵撤往外地，但是大部分南京市民“需要在南京坚持到底，大部分外地难民和伤兵因下关至浦口的轮渡撤除，一时难以疏散而滞留南京。这就是南京沦陷时的人口状况。

显而易见，石原慎太郎所谓“南京当时的人口不到20万”纯属是虚构。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996年4月在否定东史郎《阵中日记》记述的一起屠杀事件的判决中，公然宣称南京大屠杀的“被害人数、被害者遭到杀害的原因和现场的具体情况等，在历史学上尚有许多争论。（参见《人民日报》1996年4月27日国际版）这个论调的实质是鼓吹南京大屠杀“历史学未定论。

关于南京大屠杀，中日史学界早有定论。自70年代以来，洞富雄、高兴祖、李恩涵、藤原彰等学者发表了多部论著。例如洞富雄在《定本〈南京大屠杀〉》（日本德间书店1982年版）一书中证实：侵华日军在南京及其周围地区屠杀了近30万人，其中半数为平民，半数为中国军人，而后者大部分是被俘后惨遭屠杀的。李恩涵在《日军南京大屠杀屠杀令问题》（台湾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18期）一文中论定了南京大屠杀的起因是日军战地指挥官秉承日本军部的恐怖屠杀政策而下达的屠杀令。中国《南京大屠杀图证》编纂工作委员会撰写的《东史郎诉讼案与南京大屠杀真相》（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则全面论证南京大屠杀实为一场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暴行。

后来，日本法院相继对南京大屠杀“历史学未定论加以否定。日本最高法院1997年8月对“家永教科书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定日本文部省要求家永三郎修改《新日本史》中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是违法的。东京地方法院于1999年9月22日对一起“中国人战争受害对日索赔案作出判决时认定：从1937年“11月末开始的日本军队向南京的进军，到南京陷落（12月13日）后约6周的期间，数万乃至30万中国国民被杀害。尽管所谓南京屠杀的内容、规模不能够严密地确定，但是发生过应该称作南京屠杀的行为基本上是没错的。并且判定“我国应该真挚地向中国国民谢罪。（第15636号损害赔偿请求事件（东京地方法院民事第24部）判决书）